1.如何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2.从苏共亡党亡国20年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3.结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谈谈如何改进和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经济建设

4.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5.背叛了自己阶级的改革家-王安石

如何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一?为何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法治建设问题，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此为里程碑，行进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进入全新的“法治时间”。为什么要把法治建设提到如此突出的位置？如何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呢？

这是历史的深刻启示。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较好地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相反，一些国家陷入这样那样的“陷阱”，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门槛，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少国家没能解决好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没能跳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怪圈。从我们自己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既吃过破坏法治的苦头，也尝到了法治昌明的甜头。历史深刻启示我们，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

这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当前，中国正经历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稳定的秩序，在各方竞逐的市场领域维护公平的规则，在意见碰撞的观念世界坚守文明的底线，必须织密法治之网、强化法治之力。“以律均清浊，以法定治乱。”只有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才能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这是长远的战略谋划。现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5年时间，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这一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后，我们还要向着“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行，还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还将应对可能更为复杂的局面和问题。之后的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只有靠法治，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我们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民族复兴筹、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事关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应该从这样的高度，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高高扬起依法治国的旗帜。

二?怎样把握总目标的内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个总目标中，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我们描绘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则为我们绘制出路线图，指明了具体路径。这两句话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离开了哪一句都不行。

如果把建设法治中国看作建设一座恢宏的大厦，我们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丰富内涵，就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

一是奠定了法治中国大厦的“三大基石”。这就是坚持中国***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三句话，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力量、制度基础、理论指导，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是实现总目标必须牢牢把握的最根本的东西。

二是构筑了法治中国大厦的“五大支柱”。这就是形成五大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个“4+1”组成的五大体系，涵盖了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法治运行与保障机制、依法治国与从严治党等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具体展开和有力支撑。

三是设计了法治中国大厦的“施工方案”。这就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治理、执政、行政等问题，涉及党、国家、公民等不同的行为主体，应该如何推进、如何实施呢？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更加重视法治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更加重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是描绘了法治中国大厦的“效果图”。法治建设既是法治本身的“自转”，也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公转”。通过法治建设，我们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呢？从法治建设本身看，就是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目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看，就是要着眼于更好更优的国家治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法治中国大厦的地基夯实了，支柱立起来了，按照施工方案科学操作、加紧推进，美丽的“效果图”就一定能变为现实，这座恢宏大厦必将巍然耸立起来。

从苏共亡党亡国20年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从全党全国角度讲。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以为指导，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恩格斯说过这样两段名言，一是正面阐发：“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二是反面警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对于一个党、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说，理论太重要了。理论正确，党就坚强，政策就正确，思想就统一，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稳定。反之，党便涣散，政策便失误，思想便混乱，经济便停滞甚至倒退，社会便动荡。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从另一角度来说，错误的理论必然产生错误的行动。正确理论是革命的先导，错误理论是垮台灭亡的先导。重视理论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勇于、善于把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不断出现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势中始终把握正确的方向。

第二，必然始终坚持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党的领导。群众中的个体是一滴水，一滴水很容易干涸，但一滴滴水汇聚在一起，便成溪成河，成江成海。对于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歪风邪气和错误潮流，群众在一定条件下、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无能为力，显得风平浪静，但在特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掀起巨浪，翻江倒海。永久站立在人民这块大地上，我们才能永久成为力大无比的英雄安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只有始终为了群众，我们党才能永不变质，永葆先进性，才可能长期执政。

第三，必须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切实加强监督。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主席在延安与黄炎培那段著名的谈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关于人人负起责的思想，是对关于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目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人人负起责来则是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径，舍此别无它途。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事业惟其艰难，就是真正让人人负起责来的艰难。全体党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平等，均享有党章规定的直接或通过代表间接地处理党内所有事务，其中包括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利。

党和国家***多次强调发扬民主，要讲真话、实话、心里话。这就是要保障党员能够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充分发表不同意见。党内对任何问题的讨论，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

只要是从党的利益和工作出发，就要允许充分发表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在党内真正形成敢说真话、畅所欲言的良好政治氛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党内团结，有利于行动的高度一致。那种压制不同意见，搞一言堂的做法，是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格格不入的。

第四，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两者不可偏废，更不能分离或对立，并应始终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惟有如此，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强国富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他们所阐发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坚持和遵循，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我们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及时进行改革，采取新的举措，以不断适应发展变化着的新形势。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各种特有资源，这都需要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派，进行学习借鉴和引进；与此同时，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十分需要被介绍到世界上，并用我们的各种资源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通有无、互利合作。这就需要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开放的政策。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如此，坚持改革开放应是我们长期坚持不变的强国战略。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改革开放确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这就是方向道路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与自我完善，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独立自主，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否则，就会如邓小平所说，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第五，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高度警惕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阴谋。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西强我弱局面可能较长时期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将长期并存，有合作、有竞争，同时有激烈的较量。两种制度的根本战略目标不可能共赢。因此，我们在高度警惕西方对我运用硬实力的同时，更应高度警惕对我运用西化、分化的软实力、巧实力。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在新的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软实力中金融操纵、意识操纵、非政府组织渗透、信息干扰等新武器的新作用。

第六，必须始终坚持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掌握在忠诚的者的手中，始终高度重视培养一代又一代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后果，都不是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因为，人类历史演进的最终原因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而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赖以进行的历史环境也对其产生作用，从而使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除此之外，每个特定的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物，它也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列宁和斯大林是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而戈尔巴乔夫这个特定的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于苏联，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纯粹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但是，必然往往通过偶然开辟道路。“这是因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苏共20大及其以后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个时候不出戈尔巴乔夫，也必然会有其它的替代者出现。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而历史的逆流，则会推拥出逆动的人物。

其实，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领袖式人物，都是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代表。按照的定义，阶级及阶层，主要是指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的概念。任何社会的阶级及阶层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也就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阶级及阶层一旦形成，对一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则必然产生反作用。任何剥削阶级及其阶层一旦形成，则必然企图进一步建立最大限度有利于自己甚至企图终结和固化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中的特权阶层及其代表人物，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物质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是几十年间苏共党内和社会上企图在苏联最终确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力量的代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在苏共党内力量的代表。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要最终在苏联消产主义的动机，决不是其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由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所决定的。

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会自己消除，光明也不会自动到来。两军对垒帅坐阵，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其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领袖间的较量。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反复的艰难困苦的斗争，最终把逆历史潮流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

这也又一次说明了同志“ 强调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的远见和正确，说明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的远见和正确，说明了“在体制与人的关系上从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人”的深刻道理。

第七、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反对军队国家化和司法独立。军队自产生以来，就与国家紧密联系一起。军队是重要组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队是国家的，具有国家性质。而军队国家化却把我军从属于党、国家、人民性质割裂、对立起来。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军队国家化”为幌子，是要党交出军队，其本质就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少数人的军队”。

从党员干部角度讲。第一、一定要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我们所说的理想信念，是指不单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盛时，更要在其十分困难时，看到它的生命力，看到它必然的发展趋势和光明的前途。对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种精神动力。什么是信仰？信仰决不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和理论。它是被一种理论所征服，并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依然自觉自愿、斗志昂扬、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去为之奋斗，这才叫信仰。

苏东剧变后，针对失败的论调，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不要惊惶失措，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的人会多起来的”，这才叫信仰。有没有信仰，大不一样。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失去了这一信仰，极有可能害人害己。近些年，不少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在受到党纪国法处理时，几乎都痛哭流涕反省说，自己放松了学习，丧失了对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这是根本的缘由。

实践证明，当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和制度处于高潮时，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往往估计不足，急于求成甚至盲目乐观；反之，则往往容易信心不足，悲观失望。这就需要认真学习基本理论，真正认清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千万不要以为过时了。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已经步入历史发展的快车道。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种各类重大矛盾特别是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根本矛盾长期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我们坚信，世界各国人民将在无比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多姿多彩的经验教训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在2050年前后，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无比灿烂的艳阳天。

第二、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与。人生不过两件大事，一是认识世界，二是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认识世界是前提。这就必须加强对、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认真学习，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现在，各种出版物斑剥陆离。因此，读书要有选择。主要是读好书，同时也要读点坏书、坏文章；不读点坏书、坏文章，好书、好文章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因此，对比着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读书方法，不可不用。读书时，要坚决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牢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牢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要带着问题和挑剔的目光读；要从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不断变化着的时代和国情出发，不断与时俱进，始终勇于创新。

第三、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认真关注、深入思考重大问题。我国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本质是人人起来负责。关注思考国内外大事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位公民，中国***每一位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决不是极少数的专利。

在国际上有四大战略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目前尚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二是西亚、北非局势的走向和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三是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和核辐射后的战略走向；四是俄罗斯今后的战略走向。

第四、认真改造世界观。十七大报告中说：“坚持用发展着的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有一个好的世界观，是一个人毕生的巨大财富。我们并不一味反对考虑个人利益，但切不可过分。私心太重了，也缺少朋友；患得患失，就可能整天惴惴不安；尤其是做了点违规违法的事，更会时时提心吊胆，担心东窗事发。仅从个人私利角度讲，月朗风清之时，无诈无愧，也有利于自己身心健康。

我们要有历史的责任感。领导干部今天的所作所为如同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必将接受明天历史和人民的评说。让我们牢记苏联亡党亡国深刻教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周围，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结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谈谈如何改进和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经济建设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是在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总书记受中央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工作。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总书记在全会讲话中，就切实贯彻好全会精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决定》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认真总结我们党执政60年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重要举措，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一、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党的建设的战略考虑和《决定》的起草过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这个时候召开的中央全会以什么为主题，是一个需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认真考虑和全面把握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实现党的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要求进一步从战略上研究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党的十七大描绘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明确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党的十七大以来，就推进党的十七大关于党的建设总体部署的贯彻落实作出一系列决策，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同时我们认为，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在一个矛盾凸显期，发展中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改革发展稳定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迫切需要我们党以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进一步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更好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第二，应对国际形势的挑战和风险，特别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给我国经济发展也带来较大困难。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完成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要求进一步把党建设好，更好地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第三，巩固和扩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要求进一步采取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有效举措。根据党的十七大部署，我们党从去年9月开始分三批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目前第一批已经结束，第二批已经基本告一段落，第三批于今年9月初启动、到明年2月基本结束。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创造了许多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经验新举措。我们要巩固和扩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更好地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在党的建设之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推动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四，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进一步加大党的建设的工作力度。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中成长进步，党的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的干部队伍构成发生很大变化，干部队伍思想、素质、能力出现许多新情况，不少年轻干部缺少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干部队伍建设亟待加强。更重要的是，目前党内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决定》从理想信念、民主集中制、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6个方面作了归纳。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党的队伍的主流，但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我们党是一个拥有370多万个基层组织、75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建设好这样一个大党任务十分艰巨。党内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客观存在，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就抓紧解决，不能放任不管。如果存在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就难以贯彻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难以顺利实现。

总之，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要求我们党更好地负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责任，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对党的建设一些重大问题进行集中研究和再部署，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改革开放30年来，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届内都安排一次中央全会讨论党的建设问题。198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1990年3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2001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党的十七大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总体部署，也需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贯彻落实工作作出安排。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和中央常委会领导下进行的。今年3月，总书记在文件起草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文件起草过程中需要深入思考和重点研究的问题，对起草工作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中央常委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审议《决定》稿，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和重要修改意见。《决定》在形成过程中，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广泛集中全党智慧，不断凝聚全党共识，体现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要求。文件起草工作开始时，中央就下发通知，向各地区各部门征求对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的意见，并组织18个中央部门和单位开展专题调研，形成25份专题调研报告。同时，文件起草组到12个省区进行专题调研，广泛听取地方各级干部、基层党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过程中，充分研究和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决定》稿形成后，中央再次将《决定》稿下发到全党一定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据统计征求意见人数共2995人。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对各方面意见高度重视，要求文件起草组逐条研究吸收，对《决定》稿进行充实、修改和提高。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提出的重要观点和主要举措，来自各级党组织的探索实践、来自全党的集思广益，来自方方面面的意见，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关于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

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我们党从一个***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开始向一个***民掌握全国政权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执政党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开始向对外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转变。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我们党执政以后党的建设比没有执政时党的建设面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比在封闭半封闭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情况也要复杂得多。60年来，我们党根据自身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的变化，围绕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进行深入探索和实践，走过的历程波澜壮阔、很不寻常，积累的经验承前启后、十分丰富。对60年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对于提高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工作水平是很有必要、非常重要的。基于这样的考虑，《决定》从6个方面对我们党执政以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

(一)关于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水平。这条经验，反映了思想理论建设对于我们这个有75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所具有的重要性，揭示了我们党注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善于运用理论来立党、兴党的政治优势。回顾历史，正是靠这一政治优势，才能够在旧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社会里，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坚持把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在理论上不断取得新成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60年来，我们党坚持把学习和运用理论作为党员和干部教育的中心内容，注重把对党员的经常性教育和适时的集中教育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全党理论水平。尤其在党和国家处于历史转折时期、事业发展处于新的起点、前进道路上遇到大的困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风波、国内外敌对势力借机制造思想混乱的时候，我们党更加注重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员、教育干部，起到了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党力量的重要作用。60年的实践证明，坚持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坚持用发展着的武装全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确的前进方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就能不断开创新局面。

(二)关于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条经验，反映了党的建设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任务这一根本指导原则，揭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中国***的领导是推进革命、建设、改革最根本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60年来，我们党坚持运用这个法宝，始终把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同对主观世界的改造结合起来，既紧紧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推进党的建设，又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伟大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密切结合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等中心任务加强自身建设，使党组织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我们党依靠党的领导的坚强有力，依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经济，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我们党***民艰辛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间成功与挫折交替，正确与失误交织，从总体上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既开创和不断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又开创和不断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60年的实践证明，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尤其是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着力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抓住了这一条，党的建设就抓住了根本，党就会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国家的发展就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关于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这条经验，反映了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引领和主导作用，揭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关系执政党的生存亡这一历史真理。最近20年世界上一些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特别是一些执政党人亡政息的惨痛教训表明：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一个政党的先进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中国***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思想基础是，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奋斗目标和远大理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根本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这些主要方面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作为政党的先进性。60年来，我们党把这些根本要求贯穿于党的全部执政活动中，体现在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上，代表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这是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执政成就的根本原因。60年的实践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党要经受住这些考验，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切实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坚持这样做，我们党就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四)关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条经验，反映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必须始终践行的根本政治要求，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执政之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我们党在中国执政，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党在全国执政60年来，尽管经历过这样那样的曲折，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没有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根本观点，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引导全体人民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建设祖国的美好未来和自己的幸福生活中去。这使我们党既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赢得了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又使我们党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夺取胜利的无穷智慧。60年的实践证明，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血脉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党的成败也在人民。中国***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政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如果党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从根本上失去先进性，以致最终失去执政资格。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组织动员全党同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始终不渝地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个根本政治立场，把这个政治立场一以贯之地落实和体现到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中去，我们党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就无往而不胜。

(五)关于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这条经验，反映了我们党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治党治国之道，揭示了我们党始终保持政党本色、永不脱离群众和具有蓬勃活力的根本奥秘之所在。改革创新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必由之路。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使党的建设不断适应党的事业的发展要求。从开创和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到确立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从提出和不断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提出和不断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从实行差额选举、党务公开等扩大党内民主的举措，到确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到实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民主推荐和民主评议干部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党的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60年的实践证明，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和完善自己，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也没有止境。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就要既坚持基本原理、又谱写新的理论篇章，既发扬革命传统、又创造新鲜经验，既善于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党的建设中的难题、又善于用创新的思路探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途径，努力做到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特别要创新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做到以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切实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六)关于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这条经验，反映了我们党管党治党的根本方针，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唯有从严治党才能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规律性认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由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因而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和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从1950年5月开始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整风，克服党政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从1951年到1954年进行的整党，对党员开展了在执政情况下怎样做合格***员的教育，清理了党员队伍中的不纯分子和消极落后分子。我们党的八大从加强思想教育、健全制度、加强监督等方面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我们党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方针认真加以实施。从1983年开始，用三年半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整顿，此后还在全党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在全国农村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在全党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目前正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些从严管党、从严治党的举措，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60年的实践证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坚持从严管党、从严治党，必须严格按照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必须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必须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弘扬正气，反对歪风；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总起来说，《决定》总结的6条基本经验，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加强自身建设的丰富实践，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心血，体现和深化了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财富，必须倍加重视、倍加珍惜，必须作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长期坚持。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提高自己的科学领导方法，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六大总结了我们党***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个坚持”的基本经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我们党50多年来执政的6条主要经验，党的十七大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党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已经产生而且还将长期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相信，全面把握、充分运用《决定》总结的6条基本经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建设就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法治思维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思维的提出，是继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我们党和国家对法治的认识和法治自觉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对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法治思维不同于人治思维。人治思维就是贤人思维，就是把公共事务管理的良善与否寄托于个别贤人，遇贤则良，遇不贤则废，结果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摆脱不了历史“周期律”的控制，不可能有持续的良善之治。人治思维，也是拍脑袋思维，就是做决策不受规则约束，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结果经常出现好人不能充分做好事，甚至好心办了坏事的情况。法治思维就是规则思维，就是以良好的规则来保证负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责的人都必须尽职尽责，失职违法要问责、受追究，从而使他不敢懈怠，更不能违法乱来。为了保证规则制定得良好，现代法治要求，规则的制定必须是民主的，即必须由人民授权的国家机关按照民主的程序来制定，这是现代法治区别于我国古代法家所讲的“法治”的本质区别。所以，法治思维实质就是民主思维，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思维。

法治思维也不同于革命思维。就政治层面讲，严格意义的革命，就是毛主席所讲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较宽意义的革命，是指通过各种非常规手段改变政治秩序现状的活动。总之，革命思维就是不受规则约束思维，就是“造反有理”思维。无疑，当旧的法律制度只是极少数人的意志的体现，是极少数人用于压迫绝大多数人的工具，而完全不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以革命的方式摧毁这种法律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但是，当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由绝大多数人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并由这样的政权建立起新的法律制度之后，如果继续以革命思维来对待新的法律制度，则无疑是自己否定自己，是愚蠢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正如邓小平所深刻指出的“全面内乱”。当然，新的法律制度建立后，也还要根据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修改完善，不断与时俱进，但这种修改完善是法律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推倒重来，必须依法有序地向前推进。所以，法治思维也就是改革思维，发展思维，循序渐进思维。

法治思维还不同于政策思维。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政权不掌握在人民手里，我们党的主要任务就是***民夺取政权，因此，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党只能依靠政策来指导革命。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没能较快地建立起比较健全的新法律制度，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只能主要依靠政策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治理国家，我们党只能主要依靠政策来执政。1997 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重大转变，但由于当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尚未形成，还无法做到从主要依靠政策向主要依靠法律转变。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虽然政策要并长期继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法律无疑会发挥着更多的作用，有条件实现从主要依靠政策向主要依靠法律的转变，我们党也从主要依靠政策执政向主要依靠法律执政转变。所以，法治思维就是依法执政思维，是依法执政的内在要求。

总之，法治思维是不同于人治思维、革命思维、政策思维的一种治理国家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思维”的极端重要性，准确把握法治思维的涵义，努力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各方面复杂问题的能力。仅供参考

背叛了自己阶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多人看到王安石变法时都有个疑惑，明明是有利于百姓的，为什么那么多名臣都反对他？我上学时也有这个疑惑，后来查阅了许多当时的背景资料才解开了这个疑惑。

王安石是一个留下了很多争议的人，在政治上支持他的人认为他是伟大的改革家，反对他的人认为他祸国殃民。但都不否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不可否认他是 历史 上少有的“真宰相”他做宰相时可谓“宰执天下”，坚持自己的原则，即使天下汹汹，老臣都反对，皇帝都心生退意义，他依然坚持不退。

北宋神总年间，宋朝对西夏的军事上先后接连战败，财政赤字高的吓人，百年积蓄消耗一空，连赵匡义留下的封桩库都空了。冗官、冗兵、冗费困的国家上下焦头烂额。

宋代是国家财政养兵的募兵制，包袱随着时间的累积雪球越滚越大。宋太祖开宝年间，禁军和厢军的人数是27万；宋太宗至道年间增至66万；宋真宗天禧年间为91万；宋仁宗庆历年间已经高达125万，到宋神宗即位的时候已经高达140万人！

而宋朝的官制，有官、职、差遣三套班子，经科举、恩荫和荐举来源，演变出大量冗官。有官有职而没有事情干的官员，已经占到了官员总数的60%以上。

当时年财政收入约6300-6800万贯，一年光发军饷和官员工资就要6000万贯。再加上皇家开支、救济灾民、再算上给辽国和西夏的岁币以及其他各项杂费支出，国家财政根本入不敷出。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当时执掌朝政的名臣吕公著、韩琦、文彦博、司马光、富弼等人却拿不出任何有用的办法来。司马光只一味上书劝皇帝生活上要节约。皇帝的生活又能花几个钱？满朝官员只会空谈大义，没有一个拿的出可行的具体措施，君子不言利嘛！

于是年轻的赵顼就把眼光放到了朝廷之外。

此时王安石已经积累了三十年的名声，朝廷多次召他入京为官他都坚辞不受。当时官场流传“安石不出，奈苍生何”恰在此时，他已经看到国家不改变已经不行了，皇帝也觉得必须要变了，于是请他入京收拾这个烂摊子。他毅然站在所有达官显贵的对立面，决心变法！

他难道不知道自古变法者都没有好下场？他已经当了高官。难道变法成功能给他个人带来更多的好处？他的名声已经被天下景仰。为了国家财政大计，为了生民的困苦，他决定向有钱人开刀。因为变法，损害了达官显贵的利益，从而招来天下汹汹骂声，好友司马光跟他割袍断义，一生都在跟他作对，并把王安石主政期间夺得河湟千里土地送给西夏。亲家吴充也是反目成仇，并迁怒于王安石的女儿，致使其女郁郁而终。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王安石任宰相的头一年在皇帝面前说的，由此也可看见他表达的决心，虽千万人吾往矣！

名臣皆反对变法，却又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皇帝一问具体措施，就糊弄皇帝，要萧规曹随，不要瞎折腾，国家自然会慢慢好起来的。可这有鸟用，你解决不了财政没钱的问题！王安石确是有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皇帝当然支持王安石。

反对变法最激烈的文彦博揭开了文官们的遮羞布，他说:“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未闻圣天子与百姓共治天下！”由此可见，在他们眼里只有地主阶层，没有普通平民百姓。他们眼里的“民”是地主阶层，而不是普通农民！

变法内容为: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农田均税、兴修水利等

变法主要成绩有:

一、国库充实了，封桩库也重新堆满了，不用再整天为钱发愁了。

二、军队能打了，打败羌人、吐蕃人，拿下五州领土，收降数万，斩首数千，转战两千里。

三、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

四、抑制了土地兼并，扶植农民，打击了高利贷。

五、打击了垄断市场、囤积居奇的商业行会。

六、削减了宗室，减少了国家开支。

从这些成果上就可以证明，新法是有效的、是好的！

由于变法反对的官员太多，导致王安石乏人可用，只能用了一些名声不是太好的人，如章惇（他爹跟他爹的岳母偷情所生）吕嘉问（有家贼的名声）蔡确（这是个墙头草，投机分子）吕惠卿、曾布（被官场称为“幸进”）由于用人不当，反对者太多，有些新法执行走了样，也出现了一些残民、害民的现象。曾布、吕惠卿先后后因政治利益背叛王安石，尤其是吕惠卿，王安石视其为衣钵传人，他却怕王安石影响了他的权力，从而背叛了王安石。王安石为了维护新法，依然帮助他。

王安石变法伤害了官员、大商人、宗室、地主的利益，这也导致天下吕公著、司马光、文彦博、韩琦、富弼、张方平、苏轼、苏辙……这些人的极力反对。在他们眼里，个人私利远大于国家利益。基层百姓活根本不放在心上。

王安石变法虽然无可避免的成了“人亡政息”，但不可否认他是伟大的政治改革家。

北宋晚年，平定荆湖的章惇进了奸臣传，领着西军打赢了西夏的吕惠卿进了奸臣传，顶着司马光试图保住变法成果的曾布，蔡确进了奸臣传，除了王安石的新党大佬通通进了奸臣传。可别的朝代这种奸臣秉政的时期都是民不聊生丧师失地，可这帮奸臣秉政偏偏对西夏转入战略反攻，地方上府库充足。

倒是打算把熙河开边辛辛苦苦打下来的领土送过西夏的司马光，说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文彦博没进奸臣传。还有张方平、韩琦等人，他们可谓出名臣，在辽国逼迫宋国时候，他们为了政治立场睁着眼睛说瞎话，一力主张割主张软弱求和，反对王安石强硬的外交态度。用辽国恐吓皇帝，导致宋辽边界之争国割地六百里。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的“名相”是多么无耻！

文彦博、韩琦、韩维、他们家里土地非常多，还放高利贷。新法的具体内容，其他人为什么反对我就不细说了，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宰执天下》这本书，作者对王安石变法剖析的非常透彻，对当时的 社会 人文、经济、语言、生活习惯等都考究的非常细致，作者一定参考了《水壶传》。